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人类发明了“信任网络”，一直用到今天

1367年到1393年间，圣芳济会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在担任昂布兰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时，对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

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

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

什么是信任网络呢？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中写道：

“首先，信任网络意味着由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其次，由于存在这样的纽带，因而网络成员的重大诉求得到了关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扶助；再次，网络成员共同承担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如生育、长途贸易、工匠互助、地下宗教活动等。最后，网络纽带的结构将共同的事业置于其个体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

以瓦勒度派为例，教徒们维系着一个庞大的信任网络，网络成员常常为了其他成员而甘受迫害和放逐。蒂利写道：

“它独特而动荡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政权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就此意义而言，公共政治包含了所有显而易见地存在于具有组织形态的政治行为体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交互行为。”

“信任与统治”是查尔斯•蒂利的经典论题。1929年5月27日，蒂利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伦巴德。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与集大成者。

1958年，蒂利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特拉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纽约社会科学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出版，反响巨大，一举成为美国社会学和史学界的明星。在他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位“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出版了56部著作和600多篇论文，获奖无数，在历史社会学、现代国家的起源、抗争政治、城市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2008年4月29日，蒂利在纽约辞世。病逝前夕，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最高荣誉“赫希曼奖”授予他。《纽约时报》在讣告中称他是“21世纪的社会学之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因为出身和经历的缘故，蒂利始终关注底层命运。“信任网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抱团。无论是宗族集团、秘密教派、贸易离散社群，都是借助抱团方式力图免遭政治控制的信任网络，与之对应的是肆无忌惮的权力，以及随权力而来的掠夺与剥削。

《信任与统治》一书，正是通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比较，对信任网络的成员如何躲避政权、向政权妥协或寻求与政权建立联系进行考察，并对其行为的过程和后果进行阐释。正如书中所言，“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书名：《信任与统治》

作者：(美) 蒂利

译者：胡位钧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62元

书中写道，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活动，比如生育、教育、生产等都存在着相当广泛的信任关系。它们看似非政治化的信任关系网络，却与政治网络建立了各种联系，抑或被政治网络所取代。

信任网络当然有共同点，它们都有着具有高度风险性的长期活动，都将其活动置于网络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都采取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运作方式，都存在高昂的加入和退出成本，都在强制和资本手段之外特别依赖信义。但除这些共性外，不同的信任网络又各自不同，也因此与政治出现不同的兼容性。这种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统治体系，包括极权体制、神权体制、庇护体制、民主体制、经纪型自治、规避型遵从和专属型纽带等。

习惯在故事和历史中阐释理论的蒂利，在书中铺陈了大量案例，比如热那亚共和国与宗族网络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显然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书中对爱尔兰民主化和墨西哥民主化的描述，便诠释了信任网络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书中提到，人们越是热衷于参与公民团体，也就越是倾向于那些履行自己的集体责任、渴望更加完善的政府行为。与其他政权形式相比，民主体制下的政府被认为获得了更高程度的信任，这是因为唯有广泛的信任才能使自愿向代表和官员委任权力成为可能。同时，不同派系间的权力交接同样也依赖于信任，即没有掌权的相信自己今后可能掌权，或是至少相信掌权者将尊重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若脱胎于极权型关系，则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政府摆脱强制的程度，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了对信任网络的控制。与之相反，若发端于庇护型关系，则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庇护功能的衰退程度，以及信任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协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就在多大程度上信赖和依靠政府行为来维护这些网络。”

爱尔兰就是典型例子，19世纪20年代以来，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公共政治的转型。随着这个国家日益摆脱英国的严密监控，其政治参与一步步地迈向宽泛和平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信任网络随着老式的亲属和宗教关系的解体而解体，一些信任网络则被深刻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特别是天主教徒成长为有组织的政治行为体。而随着20世纪爱尔兰广泛借鉴西欧世界的社会保障措施，与政治相联系的新信任网络也随之诞生。

在历史上，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统治方式，都对“信任网络”垂涎三尺，因为得到信任网络的密码，也就能得到信任网络的信任。但很显然，有些政治体对得起信任，有些政治体会让信任网络感觉痴心错付，还有一些政治体，永远得不到信任。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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